“从过完年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是晚上10点才离开办公室，假期也是在家里办公。”
南方某市债务科科长的这句话，是经济观察报近期一篇报道的真实底色。
同一篇内容里，他还说过一句更扎心的。
“如果让我选，我肯定不愿意去债务科。这个岗位费力不讨好，压力又大。”
看似是基层财政人吐露真言，但越往下读越发现：
这位“不愿意去”债务科的科长，看到地方化债的另一面。
01 多数人不愿从事该岗位
地方政府债务，是“十五五”时期必须优先应对的关键问题。
这位债务科科长，对自己工作有一个判断，值得反复琢磨。
债务在地方工作中，扮演着连接财政与金融的枢纽角色。
这不是客气话，至少藏着三层意思。
第一层，双向传导枢纽。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不仅要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系统传导，也要防范金融风险反过来冲击财政。”
一笔隐债违约，可能引发银行的连锁反应；一次区域金融波动，又会反噬地方财政。
这种“双向”的关键节点，全国就那么几个岗位扛着，债务科是其中之一。
第二层，业务统筹枢纽。
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债务，比如一般债、专项债等；另一类是国企、城投债务。
当具体到债务科的职能，这位科长用了“打包统筹”四个字。
债务管理衔接财金、产业，是地方治理核心抓手。基层债务部门身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发展保障数职，事务繁杂、职责覆盖面更广。
第三层，决策衔接枢纽。
这一点，这位债务科科长说得最直白：
“市县层面的债务科，不仅要承担管理职能，还涉及大量宏观层面的工作，比如防风险的策略制定、与政府决策的衔接把关。”
多重枢纽属性叠加，让基层债务岗位成为地方治理中压力最集中、责任最重大的一线阵地。
再回头看那句“不愿意去”，说的不是岗位不重要，说的是挑战与重担不言而喻。
02 债务管理关乎财政运行
现在，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债务科科长”。
从省级层面看，一般设的是“政府债务管理处”。比如，黑龙江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
在地级市，有的合署为“金融债务科”，有的被拆分出来“债务科”。这位债务科科长，正是将债务管理职能从相关金融业务部门剥离。
是否设立单独的债务科，也就是将政府债务、国企融资平台的债务放在一起管理，要看实际需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点出的一个细节：
“成立债务科，表面上是响应财政部设立债务司的机构调整，实际上是因为地方化债办撤销，人员和工作职能整体划转回财政局。”
这一句话，把机构变化的上下两端，一次串了起来。
往上看，2025年11月，财政部网站正式更新，“债务管理司”列入“部机关”序列。
下设六个处，综合处、中央债务处、地方债务一处、地方债务二处、发行兑付处、监测管理处。
这实现了对于隐性债（纳入隐债的城投债）与法定债（国债、地方债）的“三债统管”，强化落地与效果监测，确保真实化债，降低越化越多的风险。
往下看，化债办作为阶段性议事协调机构开始撤销，相关职能回流到财政局，地市层面再单独成立“债务科”承接。
中央“由处升司”、省级保留“债务处”、地市单设“债务科”，一条纵向贯通的债务治理链条正在成型。
这位债务科科长，对自己科室在地方财政里的定位，也说得很重。
其中提到，“预算、国库和债务，成了财政运行的核心支柱。 三大科室对应收入、支出、风险防控，也对应发展、改革、稳定。”
过去债务管理是预算工作的附属业务，藏在金融业务部门或预算科室里，算个配角；现在升级为与预算、国库并列的核心支柱，从中央到地市，都开始单设、单管。
步入2026年，我国化债工作目前已步入中场“深水区”。
“6+4+2”的一揽子化债政策已落地实施三分之二，全国存量隐性债务规模累计削减幅度超过一半，标志着风险化解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今年两会，也提出“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强调“统一”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当下重心已从“防范化解”转向“构建长效机制”。
这位债务科科长进一步解释，当前地方债务管理矛盾突出：
土地财政持续萎缩，地方财政收入承压，可用于化解债务的资金不足；专项债审核趋严、收益要求提高，地方融资渠道收紧，发展与合规矛盾加剧；中央政策侧重于宏观指导，地方需要统筹财政、金融、产业发展，兼顾保运转、防风险、促发展，实操难度极大。
这番剖析，精准戳中了当下基层债务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边是化债长效机制建设的硬性要求，一边是地方财源收缩、融资空间收窄的客观现状，发展诉求与风险底线在此激烈碰撞。
寥寥数语，道出了每一项工作都考验着地方政府统筹能力与执行智慧。
03 传导招商一线的新约束
如果只把这篇报道，读成“基层不易”，那就读浅了。
这位债务科科长，每一项工作的延伸方向，都在向招商一线传导新约束。
我们看到，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
从既往通报案例来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购买服务、PPP项目等各种名目，变相新增隐性债务，手法隐蔽，花样翻新。
这种绕着规矩走、对着规矩干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软抵制，是对财经纪律的硬挑战。
财政部点名道姓公开曝光，释放的信号再明确不过：
财经纪律不是“橡皮筋”，隐性债务不是“无息贷款”。对那种为了所谓政绩而违规举债的行为，不仅要“打板子”，还要“摘帽子”。
当债务科的“零容忍”，已经能让副市长、财政局长接连被问责，“承诺式招商”、“空头政策招商”、“国企代建+政府兜底”这套老办法，基本走到了尽头。
2027年6月，城投平台“退平台”大限将至。
城投成功转型的核心在于提高独立偿债能力，加速向可持续与多元化增长领域转型，从基建代建转向综合土地开发平台或投资控股平台，以提升独立偿债能力。
当身份变了，园区的运营逻辑就要跟着变。业内已经形成共识，城投转型的三条新路径越发清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城市综合运营商、产业投资集团。
城投企业普遍处于被动转型状态，市场化造血能力仍偏弱，资产盘活的效率与质量不足。
对于退平台后的城投公司来说，要增强融资能力，但又不能只盯着融资，不能只管钱从哪里来，还得管钱到哪里去，钱怎么围绕业务做良性循环，统筹筹资现金流、投资现金流，最终做好经营现金流。
这就要求退平台后，城投公司痛定思痛，下力气摆脱这种融资路径依赖，将融资、投资结合，打造资本运作体系，围绕城投公司的定位和业务需要打通投融资体系，为城投公司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营商环境，多了一个硬指标。
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第一次被正式纳入了债务管理体系。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安排专项债增量5000亿元专项用于清欠。
近年来，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账期拉长，“连环欠”现象较为突出。账款拖欠既有企业之间拖欠，也有政府拖欠企业。
前段时间，政治局会议提到，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加大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其中就包括允许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用于消化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28日，地方已经发行了特殊新增专项债券1826亿元，其中部分资金就用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不少地方，正加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50万元以下的欠款总体清理较好。
对企业来说，这是利好，但反向警示也很清楚。企业投资布局、承接政府订单时，需要更严肃地评估当地的化债进度和财政健康度。
化债进度，正在成为新的区域评级因子，也将是营商环境的下一个硬指标。
写在最后
这位债务科科长，在原文最后留了一句很克制的话：
“政策制定要考虑到落地的实操性；预判执行环节可能出现的偏差。”
这句话，需要被认真听见。
当前债务管理机制仍在完善，政策需要统筹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平衡政策要求与地方实际，才能有效防范风险、推动地方经济平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