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我国2022届高校毕业生将超过1076万人，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此外，受到全球疫情影响，回国就业的海外留学生也将进一步增加。

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几个月，一年一度的“史上最难就业季”就又要上演了。

学生们的求职体验不同，企业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从就业意愿来看，互联网、金融业依然高居榜首，制造业不得不打起人才争夺战。

中国制造，严重缺人。

对这点感触最深的应该是企业家，有人直接捐资建起了大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产业与人才相辅相成，如果不能同步谋划、同步推进，那教育和就业仍然是缝不到一起的“两张皮”。

01

厂办技校的轮回？

玻璃大王捐100亿建“德味”大学

2021年5月，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他创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将捐资100亿元，与福州市政府合作，创建一所新学校——福耀科技大学。

接受采访时，曹德旺表示，制造业严重缺人，尤其是高级工程师，工厂管理干部，企业之间经常互相挖来挖去，导致成本直线上升。

所以他打算模仿德国，实行错位办学。学习的重心放在材料科学、电子信息工程等高端制造技术上，恰好也是中国现在的产业短板。

▲ 曹德旺想要实现的，是一座带有理想主义的制造业学府：从本科毕业生起步，通过聘请教授级别工程师并大量引入实操课程，让学生在工厂运营一线开展学习。

企业参与办学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计划经济时期，厂办技校曾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力量。

近几年，魏桥集团参与建设的渤海科技大学，韦尔股份创始人捐资创办的东方理工大学，还有西湖大学，都是社会力量兴办高校的实例。

福耀科技大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虽然由基金会出资创办，但是学校的性质依然属于公办，福耀科技大学开创了新模式。

基金会负责学校组建、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负责学校的重大办学战略决策。由于资金不受财政拨款的约束，办学空间更加灵活；而公办的属性可以让学校保持公益的宗旨，不为盈利而烦恼。

对于福建来说，这也是重大利好。

2020年，福建的人均GDP超过10.5万，力压广东、浙江等经济大省排在全国第四，但教育水平相对较弱，进入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的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两所。

人才匮乏无疑约束着福建的未来发展，新建大学将为福建的制造业提供良好的人才基础。

02

“双元制”职业教育，有多香？

曹德旺心心念念的“德味”大学，其实就是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 ( Fuchhochschule ) 。

我们最熟悉的大学模式属于综合研究型大学，核心在于学术研究，一切为了论文。

应用科技大学则不一样，人才培养完全以就业为导向，侧重于社会需要的工程和应用技术。教学领域高度细分，往往就死磕几个关键学科，不像综合大学那样学得很宽泛。最后一两个学年还会由学校安排，到企业对口岗位实习。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双元制”：学生有两个课堂，一个是校园，一个是企业。企业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工作，毕业后即插即用，完全不用再培训。

▲ 德国亚琛应用科技大学，在电气、机械工程、信息学等应用科学领域名列德国第一。

新冠疫情前，德国青年失业率一直保持在7%到5.6%之间，而同期西班牙这个数据高达34%。

香是真的香，别说我们，欧洲邻居早就馋哭了。

英国卡梅伦上台后，就效仿德国搞了一个学徒制改革，号称要在2020年创造300万学徒岗位。意大利也热情满满地来了一波学徒制复刻，不知道的还以为文艺复兴又来了。

结果都2022年了，卡梅伦早已提桶跑路。意大利的学徒们更惨，他们成了企业的廉价临时工，仅仅在待遇上实现了文艺复兴。

▲ 德国铁路公司 ( Deutsche Bahn ) 每年为应用科技大学学生提供600多个实习岗位。

就算是抄作业，也得看懂解题思路。

这种办学模式，企业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如果企业的参与程度不够，那么再怎么坚持，教育和就业仍然是缝不到一起的“两张皮”。

德国很多大学入学时需要两份证明，一份是学校入学证明，一份是企业培训合同。热门企业非常难申请，还没上学就得先找offer，提前经历社会的毒打。从结果来看，还是值得的。

据统计，德国企业平均每年在每名学生上的投入为17900欧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巨大的投入也带来了相对充足的自主空间——企业可以依照自身需求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获得高匹配度的产业人才。权衡付出与回报，企业既愿意自己来做职业教育，也愿意掏这个钱。

人才由企业培训，成果反哺企业，相辅相成，良性循环，成功打造了德国制造业领先地位。

03

破解就业难题

关键还在产业升级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每年都会复刻一波“史上最难就业季”？

媒体总会提到一个词：就业结构性矛盾。说白了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互相看不上眼。

企业抱怨招来的学生一时半会儿不出效益，还得搭成本进去培养。学生也郁闷，辛辛苦苦学了四年，走上社会却发现全无用处，还得从头再来。

两边都难受，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师承苏联，从一开始就是为推进工业化而生的。那时我们的工业基础弱、底子薄，没时间慢慢培养，教育也就只能以就业为导向，一毕业就立刻分配投入生产，中国石油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行业类高校应运而生。

后来，越来越多大学向综合性扩展，在增加学习发展方向的同时，教育却渐渐与实践脱节。

而且在向美国学习办学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重虚轻实”的问题，高校对金融、互联网充满了热情，制造类专业反倒被冷落了。

制造业人才从供应上就受到了限制，这正是国内近几年对德式“双元制”如此推崇的原因。

在“双元制”本土化实践的舞台上，江苏的太仓占有重要一席。自1993年第一家德国企业克恩-里伯斯落户以来，超过400家德国企业在此投资兴业，数十家是所属行业的全球“隐形冠军”。

产业人才是德企选址考量的重要因素。为推动德企在太仓聚集发展，太仓自2001年率先引入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建立了国内首个与德国职业教育同步的专业工人培训中心。

多年来，太仓逐渐构建起中专、大专、本科等多层次有序链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累计培养出1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充足的产业人才促进太仓制造业不断向高端迈进，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也让产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纵观太仓的发展之路，不难看出，产业与人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人才，产业无力攀升；没有产业，人才不过是一句空话。

为什么硅谷会被印度程序员占领？一大原因是印度压根没有BAT这个级别的企业，留在本国无从发展，印度理工的尖子只能有多少就跑多少。

比起相对成熟的互联网行业，我国制造业不仅急需走出中低端困局，在人才培养、就业待遇和社会认同上的改变也迫在眉睫。应届生进制造业月薪4、5k，同学做程序员底薪12k……分分钟破防，谁能保证不会跑路呢？

想要不在职业教育上重蹈覆辙，我们的产业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有足够多的岗位容纳人才吗？我们能为之提供优厚的待遇吗？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大潮来袭，需要的不仅是新人才，更是新的人才培养方式。曹德旺的尝试开了个好头，但也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要努力的不只是教育。地方政府要继续加强对先进制造业的招引和培育，营造有利于产业人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实体企业也该丢掉投机的想法，真正为产业人才的成长铺平道路。

现在已经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坚实的产业基础才能托起发展的明天。